来源：上海养生网 发布时间：2017-10-20
原标题：广州5年内“市民化”150万外来工
南都讯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广东省的广州、东莞、惠州和深圳市光明新区列入试点范围。其中东莞将试点虎门镇和长安镇撤镇设市设区，赋予两市县级管理权限，但不配齐四套班子，不设街道办。广州则在未来5年累计解决约150万存量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总共约需花费1490.7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成本约9.9万元。
广州：每位外来工市民化成本约9.9万
按照《方案》，广州试点将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以积分制为办法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到2020年，累计解决约150万存量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根据测算，2015-2020年，广州市解决150万务工人员的市民化约需1490.7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成本约9.9万元。《方案》对广州试点的总体目标为：到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7%左右，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达到66%左右；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8%左右，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达到70%左右。
东莞：虎门和长安设市设区后不增编制
《方案》最受人关注的是，东莞将通过法定程序，推进虎门镇和长安镇撤镇设市设区试点，赋予县级管理权限，重点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
根据《方案》，两镇新型设市后，不会简单复制县一级的行政模式，不配齐四套班子，不下设街道办事处，继续实行扁平化管理。拟将市直部门派驻机构与政府内设部门整合为若干个工作部门，控制不增编制。同时，将直接赋予虎门、长安县级管理权限推动事权下放。梳理新型市权责清单，进一步简政放权。
深圳光明新区：
实现精简高效的政府运行模式
对于深圳市光明新区，《方案》提出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常住人口的同时，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参与城市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新型行政区管理体制更加完善，精简高效的政府运行模式比较成熟。
据悉，深圳将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编制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监管清单；开展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撤消社区工作站，实施扁平化管理。此外，深圳还将构建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多方参与的“一核多元”社区治理体系。
惠州：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根据《方案》，惠州试点将以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配套为目标。
惠州到2020年要实现不少于50万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入户城镇。健全流动人口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建立与居住年限挂钩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机制，实现居住证制度与户籍制度有效衔接。为实现这一目标，惠州试点设计了一系列覆盖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政策设计内容。就国家综合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一事进展，记者咨询惠州市发改局获悉，“今天市领导还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就实施方案细化展开讨论。”
专家解读
「广州」市民化就是赋予外来工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一方面强调到2020年要为广州市150万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市民化服务，一方面又在强调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以积分制为办法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区别究竟在哪？
城市移民研究专家、户口网创始人余梁表示，此轮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中提及的城镇化是泛指在城市实现居住和就业，而市民化最重要的体现是除此之外，还能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移民的市民化，将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是户籍化，二是积分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化肯定能享受到全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涵盖衣食住行、受教育等。此外，平等就业权利，平等的再就业优惠政策等，都是市民化中涵盖的内容，而并不一定包含在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当中。
市民化的重点群体是存量移民，即在广州市已经稳定居住和稳定就业的人群，他们对广州有一定的归属感，特别有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目前广州常住人口中有一半为非户籍，到2020年实现150万市民化的目标，其实远远不够。“保守估计，广州市的存量移民总数保守估计也超过200万的规模，这是指稳定工作、居住3年以上的人群。”
「东莞」“权力下放是否到位，将是一个挑战”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1年，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就提出东莞、中山撤镇或并镇建区，但由于东莞、中山的设镇众多、牵涉利益关系复杂等原因，不得不半途而废。此次国家推动东莞撤镇设市，为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向南都记者表示，在一些比较发达的镇，外来人口比重很大，但行政管理体制上还是一个镇，社会管理跟不上需要，“大人穿小孩的衣服肯定穿不了，需要在少数的镇推行新型设市设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此前包括东莞在内，很多地方都进行过“强镇扩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但出现了不愿意放权、放权不彻底等问题。这次的改革强调优化机构设置，控制不增编制。“这就意味着要靠组织的创新，要靠现有人员的调配，包括管理方式的变革解决这种问题”，冯奎表示，比如说通过社区治理，推动公众参与，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提升治理水平，这是东莞探索改革试点的一个任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都记者说，东莞的试点开始后，权力下放是否到位，这将是一个挑战，“其次是乡镇财力能力不够的问题如何通过财税改革和清楚的事权划分来解决。”
广州、东莞地区读者详见AⅡ叠读本采写：南都记者严铧吴斌李平陈晶莫晓东徐艳王道斌魏凯韩志强胡服
